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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始终都给我足够的尊重,总是在奇怪的地方心细如发,几乎从不说让我觉得为难的话,也从不做逾越我意愿的事。哪怕是当初问我要不要跟他的时候,用的都是征询的语气,没有让我觉得有丝毫冒犯。
后来的这两年多,他仍一如既往。
我们的相处绝不是普通情侣的模式,但也和寻常金主与情人大不相同。有许多时候,我竟也会生出我们并非包养关系的错觉,尽管这些错觉很快就会被“白月光”之类的事冲散。
其实当年那情景,就算他口吻恶劣、态度逼迫,我同样会选择答应。因为行至窘境走投无路,真的可以逼死人。
我分明向来是不服输的人,可到头来兜兜转转了一大圈,还是要无奈妥协于时运。
时运不济,多思无用。
人们总说甘于平凡、承认平庸、周而复始都是极其艰难的事,我却时常将自己和他人所说的“普通”做对比:从儿时的玩具、有颜色的铅笔盒、完整的橡皮、有家长签名的试卷……到长大后曲腿的床,没有床桌子也行。
好笑的是,从小到大,我倒从没有妄想过“在家里不算外人”这件事。
或许是当外人当习惯了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希冀的东西一如既往的简单,我渐渐对普通生出向往。因此毕业以后、认识蔚先生之前,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,无论学习还是工作。
毕竟人不能越过普通,直接从不幸跃向幸福。
可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,还是在半路夭折。
上学的时候,我一直有种自信——或者说自傲。我本身的能力、同学老师的认可,都是我的底气。
那时,我总以为自己足够优秀、足够强大,坚信世上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
一直到二十一岁毕业,我都保持着这种自傲。
学生时代的朋友曾说羡慕我的性格——他说能越过一路艰难却还能坚韧、傲气,有尊严。可又不张扬,是件很好的事。
然而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,我觉得我失去了所有他曾经赞扬过的品性。
我仍旧不服,可我的尊严和傲气无人在意。
它们一文不值。
是蔚先生以及那些真诚的粉丝,让我的尊严不再显得可笑。
我偶尔会深思,如果没有母亲病重的事,我和蔚先生或许会成为关系不错的好友。平日想不起彼此,闲时见一两面,聊聊近况和新闻。
不过转念一想,如果那样我根本不会进入娱乐圈。
到那时,我们只会是陌生人。
就算是陌生人也好,胡泽良又怎么能和他比。
“很好,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”胡泽良撕下了伪善的面具,“看来你是不担心我把你的事说出去?”
“你大可以试试。”
胡泽良这么说,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
一来他没有证据,媒体也不敢报导和蔚先生有关的新闻,哪怕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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