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祥口中的汪文端公、于文襄公是指汪由敦和于敏中。后者前文说过,不赘。前者是乾隆早期很重要的一名朝臣,任职军机处时,除了述旨之外,还有一份很特殊的工作:就是诗片。所谓的诗片,是把皇上口中吟咏的诗句记录下来,加以整理、加工、润色的工作。
汪由敦是安徽人,寄籍浙江,雍正二年的翰林,是张廷玉的学生,因为有老师的助力,得以在‘军机大臣上行走”他之后是于敏中,也同样都是那种博闻强记,于诗词一道有着专才的大臣。
高宗腹笥极厚,诗才若海,而且瘾头极大,经常想起来就会做一首诗,有时候在和军机大臣见面的时候,也不忘记作诗。不过这样得出来的诗,难免会有不通之处,便需要到汪由敦和于敏中了,每每在皇帝吟诵一遍之后,便要记在脑中,下来之后认真誊写,把其中一些典故、出处舛误之处恭录在一旁,再一次呈报到御前,皇帝诏准之后,再行正式的记录下来。
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,这样的工作有个非常大的问题。大约是这样的:军机处刚刚成立的时候,是不像后来那样全体军机大臣一同觐见的,而只是招军机首辅到君前奏对,回来之后再把皇帝的旨意转达给其他人。
当时的军机处一个有六个人,分别是:鄂尔泰,张廷玉,讷亲,纳延泰和班第。表面上看起来是鄂尔泰领班,实际是讷亲。
军机大臣的排次首先论品秩,品秩相同论资格。讷亲袭祖父遏必隆的爵位果毅公,异姓封公,是为民公,算是超一品的朝臣。所以,每每于高宗面前奏答呈旨的,都是讷亲。
讷亲其人并无太多的实能,而且更主要的一点是,不知道他是年纪太大或者是怎么样,呈旨之后转述之时语句混乱,词不达意是常有之事,军机处其他人写旨之后呈报御前经常被发回重来,甚或一而再,再而三也事非罕见。弄得负责述旨、写旨的汪由敦苦不堪言。
试想一下,连口语转述的旨意都不能清楚的表达,皇帝口中言辞华丽的诗句,又如何记得下来?到后来,不但是汪由敦辛苦,连乾隆也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大对头。正好,傅恒内用,以皇后之弟的尊荣领衔军机,据说他以军机首辅见驾的第一天就进言:“奴才年纪渐长,记性不好,怕误了皇上的大事,请召军机大臣一体觐见。”
乾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,便同意了。于是,从这时候开始,军机大臣同班觐见便成了传统。而汪由敦述旨的工作也料理得容易很多了。至于他的另外一份工作——诗片,也变得更加应对自如了。
今天文祥突然提到这两个人,不用问,他是在拿皇上比作当年的高宗皇帝了。果然,只听文祥继续说道:“据汪文端公所言,圣上所作之诗,每每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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