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节旅顺口(2)
皇帝给这样的奏折气得半死,又丝毫没有办法,在和军机处见面的时候,大骂这些人都是一群蠢猪闭目不见世事,若是国事任由这些无识误事的书生之见指挥,早晚碰一个头破血流,才知道后悔晚矣数日之后,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上谕,颁行全国,才算暂时将朝野之间这种妄自尊大,如井底之蛙,怒目喧嚣之声压制了下去。
这份上谕是这样写的,“海防关系紧要,既为目前当务之急,又属国家久远之图,若筑室道谋,仅以空言了事,则因循废弛,何时见诸实行?亟宜未雨绸缪,以为自强之计,唯事属初创,必须通盘筹划,计出万全,方能有利无害,若始基不慎,过于铺张,既非切实办法,将兴利转以滋害,贻误无可胜言。计唯有逐渐举行,持之以久,讲求实际,力戒虚靡,择其最要者,先行试办,实见成效然后推而广之,次第认真布置,则经费可以周转,乃为持久之计。”
这道上谕确定了以后数年的海军发展的方针,但令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弟两个觉得意外的是,皇帝在上谕中丝毫没有提及南洋海军的发展特权,办理海军竟是只考虑北洋一支,这固然有战略防御中心北移的因素,但似乎也过于厚此薄彼了?
皇帝自然也知道,单纯发展北洋海军,而对于南洋部队的建设不闻不问,最后一定会造成跛足而行的怪现象,但身为大清国最高掌舵人,国防之事要办,吏治清明,则更是要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来处置的——海军建设,在历史上是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的,教训之一,就是各省办理海军事物的官员循以私情、转展汲引,完全不考虑其才可用与否,但以私交为举荐攸归,特别是曾国藩、李鸿章师弟两个,在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。尤其是李鸿章。在真实的历史中,经他所保举而起丁汝昌、张佩纶、盛宣怀等人,能力暂时不问,心性都是很成问题的。
而且李鸿章不及乃师的一点在于,曾国藩以胸怀道德笼络诸将;而李鸿章则是以权谋机诈之术,此所以淮军代湘军而起之后,国事多有反侧的主要原因。
另外一点,就是军机处中南北对峙的风气愈演愈烈,即便有自己几次降旨训斥,所起到的效果也始终不是很大,以曾国藩、许乃钊为首的南派和以奕、文祥、阎敬铭及依附他们的李鸿藻为首的北派清流之力,在朝堂上纠纷不断,上一年七月初九日的时候,为曾国藩提请,从中国派遣相应学子出国留学,其中二阿哥载滢主动请旨,要求随同前往一事,南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,弄得皇帝大感头疼。
这份奏陈是曾国藩所上,大约是内容是说,“西人求学实际,无论为士农工商、无不入塾读书,共明其理,习见其器,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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